1928年4月19日拂晓配资专业门户登录入口，一艘香港驶往上海的邮轮刚离汕头不远，海风刺骨。甲板上忽然传来溅水声，几名旅客循声望去，只看见一抹瘦削的灰影没入浪尖，瞬息不见。没人来得及拉住她。
船舷旁留着一方淡粉手帕，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：“余美颜，向大海告别。”随后在舱室里又找到一个牛皮纸袋，袋里装着她的遗言稿与一本《摩登情书》的样书。
余美颜，这个名字在十里洋场并不陌生。有人骂她放荡，有人称她勇敢，也有人拿她作谈资。短短几年，她频频登上各色小报，绯闻与传奇如影随形，“民国第一欲女”四字几乎盖住了她的一切。
时间退回1900年。广东梅县一户书香人家喜得千金，取名“美颜”，寄望其蕙质兰心。她确实聪慧，七岁开蒙即能作诗。可青春期一来，她的好胜与好奇更胜功课。
1914年，她考入县立女子中学。在操场上换上泳装、与男生同池竞技，是她的高光时刻。礼教守旧，却拦不住她要“像海燕一样自由”——这是同窗后来回忆她说过的话。
父母的眼里却是惊惶。1917年，余父不顾女儿抗议，定下一桩婚事，对象是归国留学生谭祖香。俊朗、谈吐不俗，两个月的新婚期里，琴瑟和鸣似乎验证了父母的远见。
好景太短。美国一家洋行向谭祖香抛来职位，他欣然远渡重洋。通讯不发达，海峡一隔，就是两年。婆婆的冷言冷语、乡邻的指指点点，让18岁的余美颜濒临崩溃。
1918年2月27日夜，她悄悄包裹行装奔向广州。因误入谋杀案现场被巡捕以“嫌疑人”名义关押，虽很快获释，却已酿成家庭巨变。谭家派人登门退婚，余父羞怒交加，将女儿送往广州习艺所。
短短一年，习艺所如同一把刀，把少女的天真雕刻成冷硬的锋芒。走出大门那日，她剪短青丝，抹上烈焰口脂，自嘲一笑：“我只剩身体可用。”此后，她出入舞厅、赌场，裙摆翻飞，换名无数。
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，她结识香港富商黄泽清，对方年长二十岁，却示以怜惜。她为他收敛锋芒，甘当偏房。可三个月后，黄泽清在报纸上刊登启事：“即日起与余氏情断。”熟悉的遗弃让她再次流落街头。
1925年，她遇到南海县长之子林汉初。林公子一掷千金，求婚更是单膝跪地。县长夫人却冷笑：“拿两万大洋来补偿损失，再谈婚事。”余美颜卖首饰、典房契，凑足银票，交付后却被反咬“引诱良家子”，险些以“土娼”罪名锒铛入狱。彼时她苦笑，“原来真情价两万。”
心灰意冷，她漂洋过海寻找昔日丈夫。1926年春，纽约唐人街的小茶馆里，她低声说：“阿香，让我留下吧。”谭祖香摇头：“已经太迟。”一句话，隔断旧缘。
回到广州的余美颜决定自剖往事，把十年风尘写成《摩登情书》。她自称与三千男子交欢，“床头一盏红灯，照我江南梦醒”，字字犀利。书一出，书局日销千本，她却没半分喜色。名利唾手可得，归宿依旧渺茫。
繁华之外，她遁入佛门。奈何每日香客云集，探视者大多冲着那本书里春情而来。主持无奈，婉转劝离。她提着行囊下山，自言自语：“连佛也嫌我吵？”
又是一年春潮汹涌。她决定登船北上，却在甲板写下最后一句：“来世但愿无情，亦无尘。”那晚，大副听到落水声冲出舱门，只剩海浪翻卷。
翌年，导演杨耐梅将她的经历拍成电影《奇女子》。海报上，她的剪影与滚滚浪花相映，观众蜂拥而至。没人知道，她是否真的如愿投生洁白人间；只知那枚被海盐浸透的手帕，如今还静静躺在香港历史博物馆的玻璃柜里，粉色早已褪成灰白，边角却依旧轻轻卷曲，仿佛在风中低语——自由，原来也可以这样昂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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